谁是真正的“演唱会之都”

(相关资料图)

“这个星期五仿佛和往常一样平静。天气微热，在湿润的风中，紧紧攥着得来不易的门票，踏入已经记忆模糊的鸟巢。人流窜动间，即使是如此的井然有序，即使表面是如此佯装镇定，心依旧跳得飞快，在正式坐上观众席、灯光亮起、音乐初现的那一刻，周围突然出现了一种滞空感，爆哭的心真的止不住。”

三年了，在2023年5月26日，歌迷小时终于在五月的盛夏看上了五月天的演唱会。

而就在前一天，5月25日，文旅部发布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发布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的公告》，特别优化审批服务，大幅压缩审批时限。

这意味着内地正迎来演唱会的井喷。

据中演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15.19亿元，同比增长962.2%，更较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18.4%，收入增长点主要在于全国大型音乐节和演唱会的回温。

音乐市场的触底反弹，也与城市的文旅经济发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跨城观演人数占比超过总人数50%，仅音乐节和演唱会项目所带动的交通、食宿等综合消费规模超过12亿元。

经济学家曾做过音乐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历史上，意大利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但基本不变的是，凡是意大利民歌流行的地方，经济往往很活跃，也更繁荣。原因在于，音乐不仅是娱乐方式，还是交流方式，人们因音乐相聚，促进信息交流，也加快了商业活动的开展。

这样来看，音乐节也好，演唱会也罢，本质还是一场人与城市的邂逅。怎样打好文娱消费的流量战，成了许多城市最近的功课。

城市之间无形的硝烟，随着各大演出弥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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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版图生变

随着各大演唱会的官宣不断在网络引发爆点，繁荣程度可见一斑。那在城市层面，哪些地区是演唱会垂青的“宠儿”，哪里不幸成为文艺演出的“荒漠”？

江南智造总局（ID:changsj001）统计发现，截止发稿前，今年已经官宣的演唱会近550场，涉及艺人超百人。

半年举办逾70场演唱会的上海、广州，远超其他城市，成功位列国内演唱会的第一梯队，广州更是备受歌手偏爱，空降广州开live的艺人远高于上海。曾经的“演唱会圣地”北京，今年热度反而不及沪广，和深圳、武汉共守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则是南京、成都、西安等新一线和省会城市的主场，有着平均20场的演唱会排期。

但实际上，如今的演唱会版图，对比2019年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演出行业洞察报告》，演唱会票房体量前五分别为上海、北京、杭州、深圳、广州，而以今年已公布的信息来看，两个城市悄悄实现了“逆袭”。

第一是成功跻身top2的广州。在过去因演出相较其他一线城市来说，演出较少，广州被戏称为“广寒宫”。如今，一雪前耻，摘下“广寒宫”的帽子，新场地的开放功不可没。自2016年起，天河体育场被恒大球队租用不再进行其他商业演出，场地的窘迫使得不少演出对广州望而却步。时过境迁，天河体育场的重启，更多高质量的演唱会指日可待。同时，作为粤语文化圈层，今年大批港台歌手的返大陆都选择了广州，也是看中了此地的歌迷实力。

图片来源：新华社

而武汉作为中部城市表现抢眼，38场的巡演数量几乎可与北京深圳齐平，这在过往是前所未有的。武汉的人口和地域优势很明显，承载着超千万的人口，其中在校大学生数量高达168多万人，为粉丝经济代表的演唱会输入强劲新鲜的血液。同时，作为华中地区最大枢纽城市之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便利的交通使得跨城观演，成为了武汉的一大优势。

除此以外，回望《2019年演出行业洞察报告》中的省份热力图，不难发现，以往的消费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及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

但死磕东部沿海，再也不是演出市场的策略。

武汉、成都、西安、重庆为代表的中西部城市演出市场全面开花，恰反映了中国城市的大洗牌——中西部的崛起。2021年，新增常住人口最多的是武汉，新增常住人口近120万人。2022年，全国新增常住人口排名分别为长沙（18.1万），杭州（17.2万）、合肥（16.9万）、西安（12.29万）、昆明（9.8万）、武汉（9.01万）、郑州（8.6万）……

得人口者得天下，得人口者同得演唱会，中西部的歌迷站起来了。

02

小城“盯上”音乐节

从演唱会归来，经历大城的狂欢之后，歌迷小时多少有点缓不过来。

“倾尽全力才能够接近热闹的感觉，需要用几个月去回忆。”这样的落寞可以理解，身处“十八线小城”的她每天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没有咖啡、酒精、livehouse的刺激，音乐成为了她的寄托。

城镇青年难道就不配拥有丰富的文娱吗？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VCG41N735962501

不得不承认，人不多地不大物不博，相较于超一线城市和强省会的强大虹吸效应，三四线城市在各方面稀缺的禀赋都不足以支撑其承办一场引人瞩目的演唱会。

还好自救者天救，自助者天助；还好有音乐节。

在疫情的三年，专属于人口大城的演唱会出现了停摆，许多小城镇反而在无限缥缈中找到了略微生的希望——音乐节。

这对应着人口流动的一大趋势。自2019年开始，我国开始出现外省务工人员的回流现象。以劳动输出大省安徽为例，2020年“七普”显示人口回流2万，2021年更是增加到9.7万人，对常住人口增长贡献率由18%上升到97%，安徽省统计局表示人口回流已经成为安徽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另外，随着产业由东向西的转移，三四线县级城市搭上经济增长的快车，就业环境的改善，使得居民的钱包更鼓。

拼多多和蜜雪冰城的逆势增长，足见下沉战略的成功。放在音乐节，下沉也是大势所趋。

回望二十年前，人们很难将音乐节和乡镇小城联系在一起。在国内，音乐节的出身甚至比演唱会还要“高贵”得多。

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摇滚音乐节——迷笛音乐节。摇滚青年加持下的音乐节坚守着理想的纯粹，故而音乐节自由灵魂的回响，也局限在北京这座文化资本本就充沛泛滥的老城里，构筑起具有浓厚北方都市色彩的乌托邦。

音乐节第一次“出走”北京，却选择在一个南方小城。2009年，镇江市文化局的局长秘书写信给迷笛音乐节创始人张帆，希望能把迷笛音乐节办去镇江，借迷笛的影响力，为镇江打造城市名片。

第十届迷笛音乐节开启了南下之旅，这甚至成为国内音乐节的标志性事件。镇江市当年甚至特别开通了从镇江火车站直发音乐节会场的“迷笛大巴”，为参加音乐节的朋友们提供了最大的便利，无数音乐爱好者沿长江而来，可以算是南方的一场盛事。

此后，双方签订了从2010年开始的《长江迷笛音乐节十年合作框架书》，镇江可以说是长三角区域实践“文旅+音乐节”路线的先驱者。尽管后续镇江和迷笛不欢而散，但镇江长江音乐节就此开启了常态化，成为每年的必备节目。

音乐节的地域属性在近几年愈发明显，“政府主办+商业承办”成了通用的一种模式。

图片来源：新华社

如果细心观察音乐节的海报，会发现总是“xx宣传部主办”“xx公安”等字眼，这也意味着行政在其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于承办机构来说，政府的支持主要以几个方面：一定的财政补贴和公共空间用地和审批以及优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音乐节更乐意走入小城甚至是县城。

政府部门之所以如此支持音乐节，除了常规的文旅拉动作用外，低成本的“试错”是最有价值的。

据行业人士介绍，许多县城在2019年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文旅经验，如今为了提振消费和经济，音乐节就成了“过河”时最稳最好摸的石头。

一方面，有经验的商业承办方在前期会进行考察，就变相承担着咨询公司的责任为当地调研提出不足，而在交通、住宿、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改善，不仅对音乐节有利，更多的是带有普惠性质地打通当地文旅的关键脉络。

另一方面，一场音乐节之后，当地政府就可以针对案例进行研究，算好经济账的同时有效判断“音乐+文旅”是否行之有效，直接影响之后的文旅策略。

试错成本低，收益回报大，何乐而不为？

所以，倾“市”之力兴办一场音乐节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

山东省的发力之猛显而易见。

兴文旅，壮经济早已成了山东的一大策略。比如，《山东省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规划（2020—2025年）》就明确将音乐节作为繁荣发展夜间旅游的主打文化产品，一时之间山东出现了德州麦浪音乐节、潍坊新国潮音乐嘉年华、济南新青年音乐节、淄博向阳花音乐节等数个音乐节。

山东此举，本意还是想让音乐节成为宣传城市旅游的载体，打造好客山东的形象，从而反哺城市建设。

就拿今年五月烟台的迷笛音乐节来说，其近十万的售票量在一线城市是难以想象的。全区共接待来区游客约34万人次，其中78%是外地游客，实现旅游收入约2亿元，各商业综合体客流量、销售额环比增长显著。

“音乐节不是奢侈品，更不是一线城市的专属品。文化源于大众，最后要回归大众。”电子音乐人王鹤婷对现在的市场很乐观。在她看来，音乐节的发展于演唱会，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音乐节的兴起，是一种生命力的回归，它本该属于大众，无处不在而生生不息。

03

谁能用好音乐节的流量

音乐节对城市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但下沉并不意味着无限沉沦。数量的堆砌并不能真正满足大家的需求。打开小红书，每个音乐节的关键词下面，几乎都会出现“避雷”“失望”的相关帖子。

今年的音乐节市场，火爆，但并不赚钱，华丽繁荣下的“虱子”无法忽视。

对于音乐节的主办方来说，财务模型是相对固定的，经济账算起来是没有想象空间的：票房收入、场地支出、艺人费用……据业内人士透露，尽管今年许多音乐节出现了票价上涨的趋势，但赚钱的仍然是少数，70%左右的音乐节还是亏钱的。

这本质上，还是因为资本为了攻城略地，打起了数量战、拼盘战，“割韭菜”的音乐节走向了雷同。

回应无序，或许音乐节可以做到因城市而产生不同的矩阵，达到精品化和定制化。

所谓精品化，主要是针对北京上海这样的超一线大城市。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有了迷笛、草莓、摩登等品牌音乐节，但是却远没有达到“世界性”的标准。

以美国每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印第奥市举行的Coachella科切拉音乐节对例，一方面，“音乐节顶流”有着打造“金曲奖”盛宴的野心，Coachella的阵容不仅常常能请来碧昂丝、泰勒·斯威夫特这样的顶尖流行音乐人，而且不少小众新锐的音乐人也会莅临，两相比较，国内的“拼盘音乐节”多少显得粗糙。

另一方面，Coachella的主办方AEG Live，作为全球第二大演唱会和娱乐活动的举办方，在管理上能够疏导人群、引导消费者保护环境，哪怕有数十万人的观众，也能营造极致的现场体验——沙漠昼夜的奇幻现场，琳琅满目的网红饮食，引发潮流想象的穿搭，“网红音乐节”对于Coachella来说是褒义词，因为他们正在改变世界。

而这样的时代在中国还未来临。

针对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下沉”趋势，定制化或将成为未来音乐节和文旅协同发展的方向。

今年，孙燕姿在长沙的首秀直接打响了“海潮宇宙音乐节”的名号，而主办方太德博斯也从中习得很多关于城市的经验。

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座城市的消费者，他们的年龄、性别等都直接影响购买力。”太德博斯开发部负责人王先生向江南智造总局表示。

一个城市的文旅是与市民文化相互构建的，以长沙、成都为代表的旅游城市的市民画像就很鲜明：爱吃、爱玩、敢拿钱出来消费，自然也成为大型文娱活动的丰厚土壤。

这也意味着，民富还是城富，在消费力上是一览无余的，市场的潮水自然也会涌向生命力更加充沛的地方。

如果一个城市总是被戏称为“文化荒漠”，年轻人总是抱怨文娱活动匮乏，或许需要反思一下，市民文娱消费的习惯是否已经成熟，在怎样的情况下大家愿意为文娱掏钱。

王先生坦言，目前有不少城市文旅部门也在和他们寻求合作，涉及城市包括沈阳、大理、西安等，考察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政府文旅必须对本地的特色有着清晰的规划路线，以主人翁的意识来明白要给观众刺激的点是什么，而承办机构则需要在充分调研下给出合适的方案，这样才能做到1+1大于2，实现合作共赢。

在被问到长三角什么城市最适合做音乐节时，他表示其实随着沪宁线的交通的便利，几乎每个城市举办音乐节都会有不错的票房收入，但不是每个城市都具备有音乐节的素质。

政府文旅想要办好音乐节，首先得能提供适合万人的大场，越是自然风光绮丽的地方越容易营造氛围感，这也与当地的景区建设密不可分。

不同于演唱会是静静地坐在体育场馆里，音乐节需要大家蹦起来、跳起来、high起来，这就对场地、装置的要求特别高。譬如今年EDC音乐节的第一站就选在了苏州的阳澄湖，其秀丽的风景就是氛围最好的助燃剂；麦田音乐周末今年的第二站选择了成都欢乐谷，让古早景区得到了新的活力；而无锡阳山蜜桃音乐节和温州平阳昆阳湖屿龙虾音乐节则直接起到了“带货”的作用……

所以，作为试错的项目，音乐节的成本确实很低，但在实践过程中，诚意需经得住消费者的检验。

目前，音乐节的野蛮生长之势无可阻挡，但未来还是会走入理性化的阶段。大浪淘沙，市场会告诉各大城市和主办方：到底怎样的音乐节才能够活下去？

作者 | 黄莹

编辑 | 赖镇桃

*题图来源：新华社*城市进化论原创出品，未经授权，不得复制和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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